太平书院拾遗（朱进龙）

太平书院拾遗

朱进龙

书院，就是收藏、校对书籍、读书治学的场所。书院的名称最初出现在唐代，是官方设立的专门校对史籍资料、收藏古今书籍并及时向皇帝提供和举荐的机构。到了南宋时期，书院开始兴旺，几乎遍及全国，逐渐发展成为官办、民办、官民合办三种形式的教育机构。直到清朝末期，书院虽仍然存在，但是形式上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官办的成为科举考试的场所，民办的成为塾馆（私塾）教育的场所。

扬中自有史以来，曾先后兴办过三所书院：宝晋书院，鸣凤书院，太平书院。因为扬中（初称太平洲）当时于还没有形成独立建制，清政府将太平洲分别划归四府六县分治：泰兴县（通州府），江都县，甘泉县（扬州府），丹阳县，丹徒县（镇江府），武进县（常州府）。故三所书院也分别隶属三地管辖。

宝晋书院地处太平洲上洲（今新坝、联合），系镇江宝晋书院的分院，故直属镇江府辖治。

鸣凤书院设立在下洲（今油坊，原鸣风乡），属丹阳县辖治。（编按：查鸣凤书院应在今丹阳境内，后划归扬中之鸣凤洲乃鸣凤书院之学田。）

太平书院坐落在太平洲中洲龙王庙东侧（今长旺中心小学校址内）。清代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建成瓦屋三间（东西两间有阁楼），作为书院掌教治学的处所。由于书院活动频繁，学子来自四面八方，房屋不够，故占用龙王庙东厢房作为集会、以文会友和其他教育活动的场所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党县政府设在龙王庙，这里又成了扬中政治活动的中心，直至1940年1月11日，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扬中，太平书院因日寇火焚龙王庙而化为灰烬。

太平书院的由来，根据《丹阳县志》记载：“清代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占据丹阳时，两淮运转使乔松年认为太平洲处在长江中心，是道天然屏障，就在太平洲组织民团，习武设防，以抵御太平军。既能保太平洲平安，又能阻挡太平军进入江北。“又根据《丹徒县志》记载：“清咸丰十年，江南各地均被太平军攻占，唯太平洲占据长江天险，加上早在江边设防，故太平军不敢贸然侵犯。“另据当地百姓传说：太平洲中洲百姓中，多有习武者，并善用计谋。在太平军攻占江南后，便在江堤上遍插旌旗，并扎稻草人无数，穿衣戴帽，手持矛枪，站在旗下。少数真人则在草人旌旗中不断穿行，造成森严壁垒的气势，让对岸太平军觉得这里防御严密。更有趣的是，老百姓还纷纷从家中扛来晒稻谷麦子的晒垫，卷成圆筒，表面涂上黑墨水，架在江堤上伪装成大炮。每十米一个字排开，一眼望不到头，远远看去，与真炮毫无两样。对岸的太平军望而生畏最终放弃了攻打太平洲的企图。

这样一来，中洲西部百姓的强悍威名便迅速传扬出去，也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注意，将太平洲百姓视为强悍顽民。于是，郡守李仲良便向清政府请立太平书院，并将书院设在中洲龙王庙，从而以教代政。以兴教育为名，行训化愚顽为实，足见设立太平书院主要出于政治目的。书院建成后，清廷总督曾国藩亲笔书“学海观澜”，巡抚李鸿章书“太平书院”，郡守李仲良书“六邑观摩”匾额赠送。其中奥秘可见一斑。

书院经费，开始以公拨与私捐相结合，勉强维持开支。后来见私捐不是长久之计，故将六县分辖的土地3674亩划归太平书院，作永久性经费来源，称为书院学产。辛亥革命后，因“废科举，兴学堂”，书院移归扬中县教育机构管辖。1934年，扬中实行“化佃为粮”，书院学产才退还耕者所有。

太平书院的教授对象，除书院所设经馆教学的学子外，大多是来自本地和其它地方经馆的学生和私塾塾师。书院采取定期考试的方法衡量他们的学问凡是优秀者不分年龄，均可推荐为科举考试的人才。

旧制培养人才的渠道是由蒙馆到经馆，而后参与书院考试进入国家科举。清光绪二十九年进行了学制改革，出台了一些办学新规和办法，施行到辛亥革命为止。

民国元年，太平书院改称“太平校士馆”，但直到民国七年才开始有官办学校。由于军阀混战，国家经费少，师资紧缺，加上旧制教育习惯势力的影响，新学发展缓慢。故民间仍信仰私整，虽书院名称不再，但仍按旧制教育行事。如1924年，知名人士朱宝鎏、朱琴、祝尧三等曾个人捐资发起集社文会“存粹文社”，以旧的考试形式，参照新学内容出题进行作文考试，旨在振兴教育，鼓励学子进取。后来学子日益增多，到1925年曾由知县陈觐文亲自主持，提供经费，出题考试优秀者获得资金或粮食等，这些做法仍然是太平书院旧时做法的沿袭。该文社延续到1927年北伐军来到扬中后才停办，太平书院的旧制教育影响也随之结束。

本文选自方泽华、李跃林主编《扬中地名故事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