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平书院拾遗 朱进龙 书院,就是收藏、校对书籍、读书治学的场所。书院的名称最初出现在唐代,是官方设立的专门校对史籍资料、收藏古今书籍并及时向皇帝提供和举荐的机构。到了南宋时期,书院开始兴旺,几乎遍及全国,逐渐发展成为官办、民办、官民合办三种形式的教育机构。直到清朝末期,书院虽仍然存在,但是形式上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,官办的成为科举考试的场所,民办的成为塾馆(私塾)教育的场所。 扬中自有史以来,曾先后兴办过三所书院:宝晋书院,鸣凤书院,太平书院。因为扬中(初称太平洲)当时于还没有形成独立建制,清政府将太平洲分别划归四府六县分治:泰兴县(通州府),江都县,甘泉县(扬州府),丹阳县,丹徒县(镇江府),武进县(常州府)。故三所书院也分别隶属三地管辖。 宝晋书院地处太平洲上洲(今新坝、联合),系镇江宝晋书院的分院,故直属镇江府辖治。 鸣凤书院设立在下洲(今油坊,原鸣风乡),属丹阳县辖治。(编按:查鸣凤书院应在今丹阳境内,后划归扬中之鸣凤洲乃鸣凤书院之学田。) 太平书院坐落在太平洲中洲龙王庙东侧(今长旺中心小学校址内)。清代同治五年(1866年),建成瓦屋三间(东西两间有阁楼),作为书院掌教治学的处所。由于书院活动频繁,学子来自四面八方,房屋不够,故占用龙王庙东厢房作为集会、以文会友和其他教育活动的场所。抗日战争时期,国民党县政府设在龙王庙,这里又成了扬中政治活动的中心,直至1940年1月11日,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扬中,太平书院因日寇火焚龙王庙而化为灰烬。 太平书院的由来,根据《丹阳县志》记载:“清代咸丰十年(1860年),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占据丹阳时,两淮运转使乔松年认为太平洲处在长江中心,是道天然屏障,就在太平洲组织民团,习武设防,以抵御太平军。既能保太平洲平安,又能阻挡太平军进入江北。“又根据《丹徒县志》记载:“清咸丰十年,江南各地均被太平军攻占,唯太平洲占据长江天险,加上早在江边设防,故太平军不敢贸然侵犯。“另据当地百姓传说:太平洲中洲百姓中,多有习武者,并善用计谋。在太平军攻占江南后,便在江堤上遍插旌旗,并扎稻草人无数,穿衣戴帽,手持矛枪,站在旗下。少数真人则在草人旌旗中不断穿行,造成森严壁垒的气势,让对岸太平军觉得这里防御严密。更有趣的是,老百姓还纷纷从家中扛来晒稻谷麦子的晒垫,卷成圆筒,表面涂上黑墨水,架在江堤上伪装成大炮。每十米一个字排开,一眼望不到头,远远看去,与真炮毫无两样。对岸的太平军望而生畏最终放弃了攻打太平洲的企图。 这样一来,中洲西部百姓的强悍威名便迅速传扬出去,也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注意,将太平洲百姓视为强悍顽民。于是,郡守李仲良便向清政府请立太平书院,并将书院设在中洲龙王庙,从而以教代政。以兴教育为名,行训化愚顽为实,足见设立太平书院主要出于政治目的。书院建成后,清廷总督曾国藩亲笔书“学海观澜”,巡抚李鸿章书“太平书院”,郡守李仲良书“六邑观摩”匾额赠送。其中奥秘可见一斑。 书院经费,开始以公拨与私捐相结合,勉强维持开支。后来见私捐不是长久之计,故将六县分辖的土地3674亩划归太平书院,作永久性经费来源,称为书院学产。辛亥革命后,因“废科举,兴学堂”,书院移归扬中县教育机构管辖。1934年,扬中实行“化佃为粮”,书院学产才退还耕者所有。 太平书院的教授对象,除书院所设经馆教学的学子外,大多是来自本地和其它地方经馆的学生和私塾塾师。书院采取定期考试的方法衡量他们的学问凡是优秀者不分年龄,均可推荐为科举考试的人才。 旧制培养人才的渠道是由蒙馆到经馆,而后参与书院考试进入国家科举。清光绪二十九年进行了学制改革,出台了一些办学新规和办法,施行到辛亥革命为止。 民国元年,太平书院改称“太平校士馆”,但直到民国七年才开始有官办学校。由于军阀混战,国家经费少,师资紧缺,加上旧制教育习惯势力的影响,新学发展缓慢。故民间仍信仰私整,虽书院名称不再,但仍按旧制教育行事。如1924年,知名人士朱宝鎏、朱琴、祝尧三等曾个人捐资发起集社文会“存粹文社”,以旧的考试形式,参照新学内容出题进行作文考试,旨在振兴教育,鼓励学子进取。后来学子日益增多,到1925年曾由知县陈觐文亲自主持,提供经费,出题考试优秀者获得资金或粮食等,这些做法仍然是太平书院旧时做法的沿袭。该文社延续到1927年北伐军来到扬中后才停办,太平书院的旧制教育影响也随之结束。 本文选自方泽华、李跃林主编《扬中地名故事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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